朱万清，日语专业教授，中共党员，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26年生，吉林省桦甸县人。1943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天理大学俄语系，后又在神奈川大学经济系学习。1951年回国。先后在中专、中学及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78年调入我校。曾任天津外国语学院比较教育研究会会长、商务印书馆《日语学习》杂志编委等。一直从事日本语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专著有《新日本语语法》《日语助词的异同》等；译著有《翠泉》《朝霞》《神户的城市经营》等。其中《新日本语语法》获天津市1984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日语硕士生教学改革》获天津市1992年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记者：修校长您好！您是咱学校较早毕业的研究生，也是朱万清教授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选择了天外，成为了朱教授的学生？
修刚：说句心里话，到目前为止，一提起朱万清教授我还是感觉到非常崇敬，也非常怀念。我总是能够想起朱先生做学问时的形象，想起他教育我们时的音容笑貌，“朱万清”这三个字牢牢地印刻在了我们这些学生的心里。
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全国招生的数量和学校还都很少。最开始我选择来天津是瞄准了南开大学，主要因为我很尊敬的一个高中老师来自南开大学，他给我讲过天津，讲过南开，但不凑巧我考研那年南开没有招生，于是我就选择来到天外。我原本打算学文学，但来到天外被分配到了语言学专业，导师就是朱万清教授。其实我在复试之前拜见过朱先生，他说了很多，但有关专业的事一点没有透露给我（笑）。记得他当时说：“作为男儿应该多出去经历一下，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要多磨炼自己。”这些话给了我很深的启迪，也传递给我一种精神。
虽然不是我主动选择了天外和朱先生，但他们选择了我，这是我的荣幸。而且我现在特别欣慰的是，当时的“被选择”成就了我这一生当中在天外最美好的时光。
记者：朱教授善于探索教学改革，他把“教授”型教学改革为课堂讨论型的启发式教学，效果很好，您能跟我们分享下，当时朱教授在课堂上授课的情景吗？
修刚：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朱教授在教学过程中特别重视与学生的讨论。当时上课的条件比较艰苦，上课时他坐在教室前面，采取“聊天式”的教学。课堂上朱先生讲的并不多，但推荐了很多书让我们课下去读。
记得当时，我们与朱老师讨论到最激烈的时候，谁也不让谁的互相争辩，朱先生胜利的时候大多数，偶尔我们胜利，朱先生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意见和正确的观点。他始终坚持课堂上的平等，用这种模式积极鼓励大家参与讨论，每每想起总是感觉到很温馨，受益匪浅。
实际上，当时只有3名研究生，而我是唯一一个朱老师的学生，另外2名都是其他教授的弟子。朱先生给本科学生上课的时候会叫上我，让我在一旁听他上课，后来有时朱先生不在学校就让我去替他代课，所以我在当时就对本科的教学和学生的情况非常了解。到现在我讲课还经常会想起当年朱先生是怎样给我们上课的。
记者：作为您的老师，朱教授在学习和生活上是不是给予了学生很多关怀？您是不是也有亲身体验？
修刚：说心里话，朱先生一方面把我当作他的学生，另一方面他也确确实实把我当成了他的孩子。他们家一有好吃的总叫我去，我第一次品尝到生鱼片就是在朱老师的家里。朱先生喜欢抽烟，但他的夫人金老师为他健康着想，不许他抽烟，因此我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吃饭的时候巧妙地偷着把烟带到朱先生的家里去。
当时学校有很多日本专家，朱先生跟他们的关系都特别好。朱先生也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可以说，他的家就是中日专家交流的一个平台，也是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很多日语专家。当时大家的生活很困难，什么都需要供应，而且在家里请几个人吃饭花费挺多的，但朱先生为了给学生和日本专家在天外、在天津营造一个温馨的生活环境，总是竭尽全力，这一点特别难得，特别让人感动。
记得朱先生常常跑到自由市场上去买最新鲜的食材，做生鱼片、天妇罗等。当时有一个神户外国语大学的专家，大概50多岁，他特别喜欢吃朱先生家的菜，但后来他就不去了，我觉得非常奇怪就去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特想吃朱老师家的菜，但是我就怕朱老师的孙子老叫我爷爷” （笑）。我那时候还不理解，我觉得被叫“爷爷”不是挺好、挺幸福嘛。后来到日本我才知道，叫“爷爷”总觉得年龄显得很大，所以那个专家才这么说。想到这里，当年的场景依稀还在眼前，其乐融融的感觉依然还在。
记者：您后来留校当了老师，逐渐成长为名师，现在又成为校长，您觉得这和朱教授的教诲有什么关系吗？他身上什么样的精神影响您最深？
修刚：我刚才说了，现在一提起“朱万清”这三个字我心里还是颤抖的，眼前想的还是他的形象，他确实给了我很大影响。
第一个印象是爱国。朱先生是贫苦出身，在日留学期间还处于中国的抗战时期，他在日本的天理学校读完了高中和大学，生活很苦，一直半工半读。1951年，朱先生回国，他先教的是俄语，后来才教日语，期间辗转张家口、南京、北京等多地院校。不管国家形势怎样变化，他一直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有一种执着的精神，他的爱国、爱党、爱校的精神强烈感染着我们。
第二个印象是朱先生对外的态度基本上是很开放的，当时他跟许多大学都有交流。我跟着他到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作交流，他总会把这些学校最好的教授介绍给我。尽管我后来“出道”比较早，挺年轻就当上了咱们学校日语系主任，但是一些专家不是我当日语系主任的时候认识的，而是在学生时代跟着朱先生外出交流时就已经认识了，这些经历可以说让我受益匪浅。
第三个印象是研究时谨慎探讨的精神。朱先生的著作《新日本语语法》很出名，说心里话我的成长与这部书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上研究生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朱先生编这本语法书。我翻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慢慢培养了我的兴趣点和对学问的执着精神。如果不参与编书，不跟朱先生一起看稿子、讨论，就没有我现在的学问和学识。
朱先生对研究生教育事业的热爱也深深感染着我。咱们学校的研究生教育事业是朱先生、钟（作猷）先生、金（隄）先生为首的前辈们做起来的。最先拥有研究生教育的大学一般都是老牌大学，咱们学校前身虽然是工商大学，主体前身是秦皇岛外语专科学校（1964年）。但以外语为优势的本科教学始于1974年外国语学院成立，正式开始于1977年。按照这么一个逻辑来讲，研究生教育应该至少在第一批本科学生毕业以后，但是咱们学校选择在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生，这绝对是一个挑战。朱先生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为我校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咱们学校1981年就有了英语硕士学位的授予权，但是日语硕士学位的授予权到了1986年以后才有。以我为例，我的大学是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是天津外国语学院，但我的硕士学位是吉林大学，所以咱们学校和吉大都把我当校友（笑）。为什么是吉林大学呢？因为当时咱们学校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要去别的学校进行硕士论文答辩，由别的学校来颁发硕士学位。因此1986年前的日语系研究生最后拿到的都是吉林大学或者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学位。我们能顺利拿到硕士学位，这与朱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朱先生带我们先去的是北大，北大那边说要考我们，朱先生说他们还要考我们，那我们就不在你们这儿拿了（笑），然后我们就到了吉林大学，答辩的时候，吉大的老师说因为我们是朱教授的学生，所以他们不提什么问题了，但是鼓励吉大的研究生给我们提问题。我在吉大论文答辩的时候，在场的导师给我提了两个问题，而他们学校的学生给我提了四个问题，答辩成为一种讨论的模式。我们答辩之后受到了吉大老师的高度评价，我们的硕士论文和口语水平的确令人震惊。我想，今天学校研究生事业的发展与朱先生他们的努力息息相关。
记者：研究日本语言是件难事，而语法尤甚。朱教授的《新日本语语法》在学术界反响很大，作为日语方面的专家，您对《新日本语语法》怎么看？
修刚：在评价朱万清教授的时候，我一般都是这么说的：他是国内三大语法专家之一。
在日语学界都知道，在日本有三大语法流派，即桥本语法、时枝语法和山田语法。讲我们国内的三大语法的话，我们一般讲的有：陈信德语法、王曰和语法和朱 万清语法。陈信德是北大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搞语法研究，他的语法是比较具有实用性，对新中国刚成立时期的日语学习作用还是很大的。王曰和语法也先于朱万清语法出版的，作者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一位女将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严格来讲，这本语法在当时是非常好的，但这本语法有一个特点，就是书中的例句军事用语多了一些，比如“举起手来”等。
朱先生的《新日本语语法》于1983年出版，他的书充分吸收了陈氏、王氏语法的优点，同时也吸收了日本桥本语法的优点。这本书除了给你一个明晰的语法体系以外，重点讲解了相近意义语法的辨析和词汇的辨析。他尽量地运用日语原文的例子，采用综合性的视角提出了日语的语法体系，对于日语教学是非常有帮助的。朱先生的《新日本语语法》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从当初的一册本到后来的两册本，包括在我国台湾得到了认可并出版发行，都说明他的语法体系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有利于学习者的学习。
我认为，朱先生的《新日本语语法》可以说是继陈氏语法、王氏语法之后，中国最好的语法著作。那时国内研究传统语法的人并不是很多，而现在语法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战国时代”，很难再现大家频出的黄金时代。朱先生的语法从包容性和科学视点方面都走在了当时的前列，应该不愧为我们国内的“三大日语语法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对今后语法研究有很大的启迪和参考作用，在传统语法学研究当中，朱先生的研究应该是历史的丰碑。现在形势变了，我们现在有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研究视角，谁也不敢轻言说自己的语法书就是权威，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新日本语语法》在传统语法学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
朱万清教授和学生在一起
记者：这些至高的评价与朱先生不畏艰苦、开拓创新的精神是分不开的。那么您能描述一下您当时的学习环境吗？
修刚：说实话，当时的学习环境还是比较差的。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给我们发的是砖头式的录音机，现在这种东西可能都看不到了。教室里只有黑板、粉笔，没有现在的多媒体，如果查资料就要满世界去找图书馆进行查阅。当时我们要听一些日语的原文，为使收音效果好点，常常要到操场等空旷的地方。总之，我们那时候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资料不足、语言环境比较差、校园晚上很黑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等。
朱先生的工作环境是很差的，因为他要写书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所以在他的书房和办公室到处都是摞成山的书籍，夏天热冬天冷，条件很艰苦。虽然艰苦，但朱先生的治学精神让我们感慨，在拿到一本书的时候，他真的是爱不释手，一本语法书在他手里翻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都翻烂了，还是继续看。尽管那时候没有优越的学习、工作环境，但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确实磨炼了一代人。
记者：朱先生的经历可以说是当年老一辈专家学者的缩影，您觉得老一辈学人身上的治学精神给现在的年轻教师有什么启迪和指导呢？
修刚：我觉得朱先生他们搞学问的时候，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没想着评职称，没想着研究成果怎么发表出来，没想着自己怎么才能出名，他们只一心一意地追寻着学问的本身，追寻着为日语的研究做贡献，追寻着怎样能给学生提供优质的教科书和最好的学习环境，而现在为了评职、评奖、拿重点项目才去搞学问的浮躁气氛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青年教师。我觉得老一辈的学者不慕名不追利、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搞学问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记者：朱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咱们学校有博士点，但没有实现就离世了。2013年咱们学校开始招收博士生，算是完成了先生的夙愿。那么您对未来我校日语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有什么意见和展望呢？
修刚：朱先生为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没有他咱们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可能就不会开展或者说不会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朱先生在世的时候，一直在想有博士点，这样的话就能够形成一个学士、硕士、博士的链条。应该说当时我们也有这样的条件，像朱先生这样的大家是可以带博士的，可是那时就全国来说没有一个学校搞日语博士教育。全国每年日语博士招生只收一或两个人，但招了人之后还要送到国外去培养。在朱先生那个年代，在国内培养出来的博士几乎没有，他后来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们意识到，办大学不能没有博士点，这时候博士点的申请条件就非常严了。2012年，我们经过努力，在国家特殊需求的情况下，拿下了博士的项目。2013年正式招生，应该说这是我校在研究生教育上的突破。遗憾的是，尽管我们的博士点是日本语言文学，但我们现在只有翻译方面的博士，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面开花。招收博士生可以说是对老一辈忠诚于学校事业发展的继承，对学校今后的发展和日语教育的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以前我作为博导带的都是别的学校的博士生。2013年开始我带咱们学校自己的博士，有一种格外的荣誉感。
说实话，我校的日语专业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样几个标志。
第一，我们拿到的教学成果奖比较多；第二，我校的国家精品课数量位于全国前列；第三，我校有国家级教学团队，拿到的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和国家级立项也比较多。比如，目前我们正在做国家最大的一部《汉日大辞典》。
我校还是日语教学研究会的会长单位，现在又是教育部外语系专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委员会的主任单位。这些成果，都是在朱先生他们老一辈人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形成了现在我校日语专业走在全国前列的局面。
面对未来，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我经常和日院的老师在一起谈到下面几方面。
第一，在今后我们要守住日语在教学改革当中的这块前沿阵地，使我们的学生既具有崇高的人文精神、实践动手的能力和广阔的国际视野，同时要把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扎扎实实地做好。
第二，我们要在中外语言对比上，特别是中日语言对比上，强调“中国声音的日语表达”，让日本国民更加深刻地读懂了解中国。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事情。
第三，我们一定做好硕士和博士的学科建设，因为学科建设是我们的龙头。目前我校日语相关专业的硕士招生数量排在全国第二位，博士招生数量少一点，但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都搞好，把我们的学术硕士点培养成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把学术硕士往学术上发展使它成为博士生的后备力量。专业硕士特别是翻译硕士一定要走向实践型，让他们体现出专业硕士的特点。
另外，日语教育应该在中日文化传播中走在前列；要把日本文化引进来，更需要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
我校的日语专业开始于1973年，是先于天津外国语学院建立的，2013年是日语专业成立40周年。日语专业面向今后，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好在我们的年轻人已经逐步成长起来了，他们非常地努力。我特别欣赏日语教师敢于争先、勇于走在全国前列的劲头；还有他们敢于奉献的精神。学校有很多干部都是从日语学院走出去的，教务处处长、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滨海外事学院党委书记、高级翻译学院党委书记等以前都是日语学院的，他们身上都有那种敢于争先、敢于奉献的精神。相信这种正能量也会不断传递，在天外形成齐头并进，奋勇争先的局面，相信有更多专业进入全国前列。
记者：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学校50年的变化与发展的话，您会用哪个词？
修刚：超越。我刚才也说，这个“超越”不是超越别人而是超越自己。我们从外国语专科学校超越到外国语学院再超越到外国语大学，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再到博士，不断地在超越自己，没有满足，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对50年回顾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正是由于我们自己要不断地去超越自己，才使得我们学校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跨越。
记者：50年校庆即将到来，您对学校有怎样的祝福？
修刚：50年历程成就了许许多多天外学子的梦想，我希望未来的5年、10年以至新的50年能够成就学校更辉煌的事业，能够成就每一个学子更美好的梦想。
编者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修刚校长深情的回忆中，我们似乎回到师徒两人同行、同乐、把谈、切磋的旧时光，朱先生循循善诱的教诲之思，忠于祖国的赤子之情，执着严谨的治学之精神着实让人动容。继承衣钵，履冰问道，修刚校长带领新一代的天外人将老一辈学人不畏艰辛，勇于开拓的精神发扬光大，实现了天外历史上的大跨越、大发展。他们的精神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条件，天外人“中外求索 德业竞进”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