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颐,俄语教授,1956年毕业于原天津师范学院外文系,先后在河北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任教,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天津市第五、六、七、八届政协委员,曾任天津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出版有《科技翻译工作手册》《实用商贸俄语》《中俄对照实用礼仪会话手册》《学说俄语》等工具书、参考书。
记者:您以前在津沽大学读过书,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上学的经历吗?
李维颐:咱学校这块地最初是工商学院,1950年,我考到工商学院演变来的私立津沽大学,由于学校发展,政府也支持,学校规模一点点扩大,1951年正式改为公立津沽大学,学费等开销就少多了。1952年,国家出台新政策对所有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公立津沽大学,工科系与天大合并,财经系与南大合并,其他留下来的俄语、中文、历史、地理等留在原址,改为天津师范学院。当时党号召大家学俄语,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我是1952年刚入团,为表示入团决心,我积极服从上级安排,于是就从津沽大学英语系二年级转为师范学院俄语一年级。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您在当时的师范学院的学习生活吗?
李维颐:我当时是师范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兼群众文化部部长,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搞的活动比较多,社团发展比较好,过年过节就在健苑演节目、看电影、举办 舞会。天津市教育工会文艺汇演,我独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得了二等奖。虽然健苑现在体育活动比较少,但当时跟我们的感情比较深。原来的座椅,就那么大,又当桌子又当椅子,每月伙食费8块钱,座位固定,菜固定,能吃饱吃好。关于工资薪酬,青年教师工资就是五六十块钱。
既然是师范学院,就离不开教育实习,1954年开始老师带着学生们开始教育实习,去过天津二中、还有山东等地。之后,师范学院经过教育部批准,改为天津师范大学,再后来改为了河北大学,“文革”后期搬到了保定。
记者:河北大学迁走以后,马场道这个校址是怎么变化的?咱们学校又是怎样慢慢发展起来的?
李维颐:河北大学迁走以后,马场道这个地方几经变迁曾经有七八个单位在这里待过。出于发展外语教育的考虑,1975年4月,天津外国语学院迁入马场道,刚建立时师资很贫乏,到处“招兵买马”。我由天津师范大学转到了河北大学,留在河北大学当了教师。后来,经温宗祺院长推荐和邀请,我就从河北大学调到天津外国语学院了。我正式报到完,本来还有一周的休整时间,由于上级要求学生抽出一段时间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我们也有俄文版本提供学生学习,而当时给工农学员上课的外籍教师是苏联侨民,学生们一致认为外籍老师不适合讲授这个内容,“没有那个民族感情”。于是领导决定让外籍老师从教学工作转移到《列宁选集》译稿的校对,让我给大家讲《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于是我顺应局势就成为了俄语课的主讲老师,学校的俄语学科也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学校当时的业务质量高,职称严,留学多年的老师们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为了方便国际交流,经过上级同意,外院的中文名字在没改为外国语大学之前,英文名早就由“college”变成了“university”。
当时的学校领导也很好,温校长平易近人,跟他谈话,大家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979年,温校长推荐我代表外院作为市政协委员,参加天津市第五届政协委员会议,一直当到了第八届。我60岁本应退休,但钱自强院长说服我延聘两年。退休之后,我没有教学任务,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书中,大部分个人著作都是退休后完成的。我深感学校的科研学术气氛浓厚,学院曾选派我到国内其他高校进行访问学习,还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访问苏联。学校对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让我们感到很欣慰。
俄语教师李维颐指导学生学习
记者:作为老教授,您对咱们学校的发展怎么看?有什么期望?
李维颐:咱们学校发展态势很好,新一届领导班子事业心强,很有干劲。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的成就是显而易见、有目共睹的。学校积极完善校情通报沟通制度,拓宽离退休教工的信息沟通渠道,听取更多的人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作为学校的老教师,我们感到特别的高兴。今年是学校50周年校庆,衷心希望咱们学校能稳步发展,砥砺前行,提高专业素养,努力建设高水平的外国语大学!
俄语系师生合影(第二排左二为李维颐)
编者语:李维颐钟情于学术,酷爱于音乐,耕耘于学术与艺术的沃野中。一生教书育人、专心科研、诗意追求、馨香满园,他却依旧谦虚说:“我是个幸运者,虽然没有太突出的成就,但是教学、科研和业余爱好都不耽误,今后也要摆正位置,好好工作生活。”他有着满腹经纶的知识储备,敏锐活跃的思维能力,更有妙语惊人的话锋禅机,这些都彰显着他以学养和阅历作为基础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