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钟作猷的峥嵘岁月 ——访钟述堃
作者: 记者 杨平 通讯员 于凯 卞秀红
发布时间: 2024-04-12
新闻来源: 《天外故事》
阅读量: 4102

钟作猷,四川双流人,教授、著名学者,是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之一,早期英语学科带头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27年后,任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36年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后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西北大学、光华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南开大学教授。1978年后,任天津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他一生著述颇丰,学术上有很深造诣。先后用英语出版了《多娜:独幕剧》 《人生十二论》 《基础英语语法》 《高级实用英文语法》 《英语修辞学基础》 《高级英文写作与文选》等书籍,于名家荟萃的《天下》 (1935—1941)发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六位作家的研究》《现代英国小说》等十三篇学术论文。

记者:您能跟我们讲述下您父亲钟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吗?

钟述堃:我父亲钟作猷今年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满112岁了。他在世时常常说,他比邓小平同志还要大两岁,因为他们都是四川人,感觉上就颇有渊源。后来我父亲还给他写过一封信,很受他看重。

父亲1902年出生,七岁的时候他母亲就过世了。后母对他很冷淡,他很小就被送到了寄宿学校。父亲给我讲过,在寄宿学校的时候,每天都是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先踢足球再去上课,风雨无阻,身体素质特别好,无论做什么,毅力非常强。成绩永远名列前茅,属于全面发展、出类拔萃的学生,后来顺利地考进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20多岁任讲师、副教授,30多岁就荣升正教授了。1934年赴英国留学,专攻英国文学。当时被公派出去留学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就是那些翘楚之一。

父亲当时去爱丁堡大学攻读的文学专业,拿到了博士学位。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当时在我们国家,到国外读英语专业拿到博士学位的,就他一个人;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包括从北外、北大及其他著名大学出去留学的,都最多拿个硕士学位回来。他是唯一一个拿博士学位回来的英语专业人才。父亲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光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任教,历任系主任;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也算是在烽火中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一员大将。

到了1954年,中央军委由于要组建军事外国语大学,想要调动我父亲出来协助筹备工作。我记得那时我才9岁,我们全家就跟着父亲来到了首都。后来领导获悉父亲的胃刚切除了四分之三不久,考虑到当时组建军事外国语的地点在张家口,那地方风沙很大,有损他的身体,就暂时让父亲待在北京的高教部修养身体。这时候,南开大学知道了,就邀请父亲去执教,当时算“借调”我父亲。结果从1954—1956年,父亲一直在南开大学教学。他在所有的大学任教期间,基本都是担任外文系系主任,当时各大院校英语系还称为外文系,他主要负责英语教学工作。

1956年中共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又把我父亲调到了北京,一直工作到1970年,一待就是十五个年头,他一直备受部、局领导信任和青睐。

到了1970年,当时由于我和大哥都不在北京,我父母就跟着我大姐从山东辗转落脚到了杭州。我大哥钟述孔,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他年轻时给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做过口译,曾经组建过北外的联合国同声翻译译员班,并编写教材,出版了许多有关同声翻译、口译技巧等方面的书籍,也为联合国培养了很多同声翻译的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进入了外交部,后被派任联合国经济开发署署长(此职务仅低于联合国秘书长),当时是我国唯一一个在联合国争取到的名额。

1978年邓小平同志恢复主持工作,教育形势一片大好。我父亲很有激情,希望能贡献余热,就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经由我大哥的手转给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立即做出批示:这样顶级的人物要发挥他的作用。然后转批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转给天津市委,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批示由天津市高校接洽。因为我当时在天津,父亲便有意随我来天津。南开大学非常希望赢得这个机会,毕竟之前有过两年借调我父亲的经验,了解他的教学水平。但天外当时人才稀缺,分管人事工作的李砚池捷足先登,马不停蹄地跑到杭州,帮我父亲解决了户口、住房等后顾之忧,其态度非常诚恳,所以我父亲就来到了天津。

记者:后来钟教授选择来到了天外,这是学校的一大幸事,对英语专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钟述堃:1978年我把父母接到了天津,父亲到了外语学院以后,主要是培养中青年教师,目前天外的很多教授们,当时都是他的培养对象;再就是给研究生编写教材。当时我几乎每天都能从父亲那儿看到一厚沓从全国各地慕名要考他的研究生的人写给他的书信。从父亲调到天外,八年期间都没有一个正教授,父亲算是大师级的人物了。还记得有一次在给研究生编写教材时,父亲犯了高血压,把胯骨摔断了,不过他身体素质好,刚恢复好些就立刻回到教学岗位了。

钟作猷于名家荟萃的《天下》发表13篇学术论文

记者:钟教授是大师级的人物,受到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但平时却为人特别的低调,十分受人尊敬。

钟述堃:从1956年,父亲调入中共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一直是在隐蔽战线上工作,所以必须要低调行事,不图名利,只是在学术之路上默默耕耘。但在此之前,他的著述颇丰,出版过许多有关英语语言、英国文学、英语语法、英文剧本、英文小说等方面的书籍。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嫂子有一次因公去高教部,查阅资料时就看到我父亲的名字了。当时高教部的负责人介绍说,那时全国各学科中,从国外拿到博士学位的这种元老级的专家仅有50人,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愧是早期英语学科的带头人,著名学者。以前只知道父亲是专家,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直到那时候我心里才有了更明确的概念,对父亲也更加钦佩。

父亲的确属于顶尖级的人物,办教育就需要这种顶尖级的人物,否则一切都是空谈。父亲到天外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还继续奉献着他的余热,在天外整整工作了十年。这十年中又做了很多贡献,特别是对学校英语硕士点的批准建立可以说是功不可没。1954年中央为什么调我父亲出来组建军事外语大学,就是因为他的学术水平高,政治上可靠,家庭社会关系清楚,获得中央领导信赖。

我记忆中他亦是如此,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外语学院很多人,上至50多岁的老教师,下到食堂的小伙子、大师傅,我父亲都是乐呵呵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愉快地称呼我父亲“老爷子”。他去世的时候,中共中央调查部很多领导都发来唁电表示哀悼。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来学校工作的?

钟述堃:我大学就读国际关系学院,我们算是第一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我们那一届全国只招了50人(此前招收的都是调干生)。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当英语教师,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有关部门派我去美国,在美国工作了6年,回国后毕竟还是心系天津,回津后,组织上把我安排到了外院,所以我也算是天津外语学院“归国”老师中在国外工作时间比较长的了。

记者:您也是受到钟教授的影响,一直选择在教育岗位吗?

钟述堃:其实我大哥算是我父亲一手培养大的,所以成为资深的优秀外交家。像我就没怎么受过我父亲的直接培养,但是潜移默化地接受他的熏陶,就潜心教学了。总而言之,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教学的,我的学生也都反映特别喜欢上我的课。前一段时间我辅导八个孩子考雅思,都一次通过考试留学澳大利亚了。有一次培训美国独资公司的高管人员,他们很挑剔教师,别的老师都担心会被喝倒彩。当时领导安排我去给他们上课,头一节课结束,学员们掌声非常热烈,效果很好,他们非常满意。“能作为一名受学生爱戴的教师”,这种满足感是别处找不到的!所以当初回国后我放弃了留在中央机关部门的工作,又回到了教育战线,一直很幸运有那么多学生喜欢我的课。虽然远远比不上父亲,但也是继承了他的衣钵,都见证了天外的成长、壮大,也勉强算是为她添砖加瓦了。

记者:您太谦虚了,您的话让我们受益匪浅。您对现在的青年教师有什么建议?

钟述堃:一个学校要想有作为必须要有大师级的人物,像现在全国学术界就算教授有很多,也很难再出大师级的人物了,就是因为很少有人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整个学术风气比较浮躁。大家都草草地追求数量,忽略了学术的质量。半年出一本书的人,哪里会有足够的时间潜心做学问、搞研究啊。我父亲在爱丁堡大学的两年,连轴转,焚膏继晷地查资料、搞研究,根本没有时间想功名利禄的事。当时的大师都是身处陋巷却能一门心思做学问,年青教师们能像以前的大师那样,就不愁后继无人了。

记者:2014年就是五十周年校庆了,能不能给咱同学们说几句话?

钟述堃:咱们天外走到今天,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大家有目共睹,在党委的领导下,在修刚校长的带领下,咱们学校规模越办越大,学科也越来越完善。也借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吧,我祝愿咱们学校越办越好,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考生报考我们学校,因为现在我们的外事战线上还是需要大批大批的人才。但是呢,要想成为真正的人才,必须要付出努力;现在的好多大学生,以为走进校门就万事大吉了,这样是走不远的。像我们当时考入国际关系学院的50个人,都是珍惜机会,你追我赶的,拼了劲地学,因为心中有一个目标啊。现在的大学生也要有个目标,一方面要在课堂上学,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学,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这样才算是对自己有个起码的交代。

记者:谢谢钟老师给我们分享这么多,更感谢您父亲和您在天外的奉献。

编者语:钟作猷是勇攀学术高峰的人文学者,一生辗转数地,却不改为师为学的初心。钟作猷是北大的高材生,本科期间是英文系最优秀的四名学生之一。他更是让人敬仰的民国大师,深受爱戴。“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语,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碰到他高兴,还会选择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摘自游宇明《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他一生著述等身,光环无数,却低调谦逊,平易近人。他以文、行、忠、信昭示了一个学者的坚持和信仰。

钟述堃教授是钟老先生最小的女儿,我们深感荣幸能听到她的口述,她不顾年事已高,几易其稿,以极其严谨的态度校正文中的每个字词,以极高的责任感为我们核实每个细节,我们被钟述堃教授的耐心与细心深深感动!我们要衷心谢谢她!她美丽的微笑、温婉的言辞,客观而翔实的描述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了钟作猷先生。她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更是为我们年轻人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榜样。

一代大师,风华永存,相信更多的“天外人”会继承钟作猷教授的治学精神勇敢前行在学术科研之路上。